《经济增长理论》作者：【英】阿瑟·刘易斯【TXT】

问题不大

《经济增长理论》作者：[英]阿瑟·刘易斯


作者简介：
　　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家庭。
　　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工业组织及一般经济学问题，这也为他后来研讨经济发展问题打下了基础。
　　1948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此后，他的研究就集中于经济发展问题。1954年，刘易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两个着名模式，这立即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争论。
　　刘易斯因其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在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上世纪初经济大萧条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美国人自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在这一错误认知影响下，人们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也是一片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大萧条时，各方经济学家都在探究其中原因，并提出了各种见解。
　　在这个问题上，刘易斯认为首先应承认，上世纪每隔四到十年就会出现衰退。因此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经济衰退，而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急剧恶化？刘易斯在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1929年发生经济大萧条的七项决定性因素：
　　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三十年代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因此很多农村银行都宣告倒闭；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纽约证券市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等。
　　上述七项因素并无轻重之分，刘易斯只想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说明，众多不利因素聚集在一起，1929年出现经济大萧条是在所难免之事。
　　1963年，刘易斯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6年退休。1991年，这位第一位获得非和平奖的诺贝尔奖的黑人经济学家去世。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着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着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着作。那部着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着。


序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着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着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着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着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着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着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着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着作。那部着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着。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J.M.洛先生、J.马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